中國經濟新聞網2018-08-30 黃漢權

產業是經濟之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等優勢，通過對內放權搞活和對外擴大開放，產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科學總結改革開放40年我國產業發展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準確把握前進道路上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前瞻性地提出切實管用的對策措施，對推動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都具有重大意義。

我國產業發展和結構演變的五大亮點

改革開放的40年，既是我國產業規模體量不斷壯大、產業體系不斷完善的40年，也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40年，產業發展成效顯著、亮點紛呈，可大體歸納為五個主要方面。

一是產業規模體量不斷壯大。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大產業規模持續擴張，制造業表現亮眼。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大幅提高，糧食產量連續5年穩定在6億噸以上，肉蛋菜果水產等主要菜籃子產品產量多年穩居世界第一，做到了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工業體系不斷完善、門類齊全，鋼鐵、汽車、手機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2017年制造業增加值達到24.3萬億元。服務業快速增長，較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

二是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升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呈現由“二一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的演變趨勢，2017年三次產業結構為7.9∶40.5∶51.6，第三產業占據國民經濟半壁江山。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發展條件和比較優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涌現，數字經濟、平臺經濟、智能經濟等新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加快從以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工業和原材料型重化工業為主，向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和滿足生產生活需要的現代服務業為主轉型。

三是產業技術水平快速提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加大對科技和人力資本的投入等措施，較快地提升了產業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逐步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目前，我國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級計算、北斗導航、量子通信等高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在高鐵、4G移動通訊、核電、特高壓輸變電等領域與發達國家處于并跑甚至領跑地位。

四是產業集聚發展成效顯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海關保稅區等一批產業園區，集聚發展相關產業。截至2017年，我國已建成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168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19個，加上各省區市建立的各類產業園區，有效推動了我國產業集聚發展，形成了一批在國內外有影響力的產業集群，“園區經濟”和“塊狀經濟”規模不斷壯大、占比穩步提高，成為拉動國家和區域經濟的增長點。

五是產業國際合作持續深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對外開放合作不斷拓寬，特別是加入WTO以后，產業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在眾多工業制成品領域成為全球供應鏈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外資成為我國產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紡織、服裝、玩具、電子信息產品等具有勞動密集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型行業獲得快速增長。

我國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的主要經驗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階段變化，不斷深化改革開放，不斷調整產業發展戰略，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之路，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

其一，堅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發揮好兩個作用。在現代經濟中，市場機制是資源配置最為有效的方式，但市場的作用不是無邊界的，更不是萬能的，需要發揮政府作用進行彌補。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逐步深化，我國不斷調整政府和市場關系，從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黨的十九大強調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逐步理清政府和市場作用的邊界。一方面，大力培育市場，完善市場功能，發揮市場引導資源配置、推動企業優勝劣汰的作用；另一方面，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聚焦“市場失靈”領域解決產業發展和結構升級遇到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問題。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場作用協調配合、共同發力，使我國產業在快速發展和結構轉型過程中保持了健康穩定的發展態勢。

其二，堅持深化改革，有效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改革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方向，堅定改革的信心和決心，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產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其中四大改革對產業發展影響尤其重大。一是產權制度改革。以保護企業家和居民財產權為核心，構建了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二是商品和要素市場改革。推動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目前已有約98%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放開由市場決定，勞動力、土地、資金、技術、信息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正在深入推進。三是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建立面向所有市場主體開放的行業準入制度，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等，構建公平競爭、透明開放的市場環境。四是國有企業改革。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提高國有企業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這些改革有效激發了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成為我國產業持續快速發展的動力。

其三，堅持擴大開放，不斷拓展產業發展空間。開放是大國經濟走向繁榮的必由之路。我國開放從沿海起步，由東向西漸次推進，逐步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開放領域從制造業開始，逐步向農業、服務業延伸，市場準入條件和范圍不斷放寬，基本形成高水平深層次開放新態勢。一是堅持由點到面循序漸進的開放路徑，在保證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推進開放。二是引資和引技引智并舉，帶動我國企業嵌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三是“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在提高“引進來”質量的同時，加快推進“走出去”步伐，深度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使我國能夠有效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產業快速發展和轉型升級。

其四，堅持創新驅動，注重發揮科技引領作用。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我國歷來高度重視技術創新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創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加大科技研發的投入。2017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1.75萬億元，投入強度達到GDP的2.12%，超過歐盟平均水平。二是加強重大創新平臺建設，設立了一批國家創新中心和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科技創新能力體系建設邁上新臺階。三是部署實施一批重大科技專項，瞄準制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技術瓶頸，推動重大關鍵共性技術創新攻關和突破應用。四是構建富有活力的創新生態，打造“雙創”升級版，完善促進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政策，支持創新型企業發展壯大。五是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加大人才培養和引進力度，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創新人才隊伍。

在新起點上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科技、人才、金融等要素資源，在新起點上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我們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總的來看，我國產業基礎雄厚、工業體系完備、人力資源總量豐富、國內市場潛力巨大，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堅實基礎和廣闊空間。我們要牢牢把握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產業分工格局重塑的新機遇，堅持新發展理念，按照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要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培育壯大新產業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

第一，加快“三大變革”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產業高質量發展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要按照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變革”要求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通過質量變革提高我國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培育形成“中國品牌”，獲取更大的市場規模和附加值，推動我國產業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高轉變；通過效率變革強化設計和新產品研發，著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營銷網絡，推動我國產業由單純加工制造向設計、研發、品牌、服務等價值鏈中高端延伸，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通過動力變革著力將產業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轉向技術和創新驅動，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和“中國創造”轉變。

第二，培育壯大產業發展新動能。以技術創新為引領，以新技術、新業態、新服務、新模式等為核心，以知識、技術、信息、數據等新生產要素為支撐，加快發展以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為代表的新產業，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更多新增長點。加快利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模式改造傳統產業，促進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壯大農村新產業新業態，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第三，構建創新驅動、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按照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的要求，強化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發揮人才是第一資源的作用，完善相關激勵機制，吸引更多人才進入實體經濟，開展創新創業。落實創新是第一動力的要求，瞄準世界科技前沿，突破一批“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夯實產業發展的技術基礎。不斷增強現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引導資本更多流向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

第四，在開放合作中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盡管近年來部分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盡管近期美國對我國單方面挑起貿易戰，但我們對外開放的決心不動搖，開放的大門要越開越大。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引領，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推動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實施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打造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營商環境，不斷提升產業國際合作水平，更好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創新網絡，在合作競爭中提升我國的價值鏈地位，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

（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長）黃漢權